东盟国家在《东盟人权宣言》中之所以仍然基本采用1993年《曼谷宣言》的表述，原因不仅仅在于东盟各成员国自身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符合西方人权标准的人权问题，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将人权主要作为一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人权政治化以及以人权作为干涉内政的手段是东盟各国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说基本义务的主体是公民，但是否仅限于公民？施密特认为，基本义务主体的更准确表述是基本权利的享有者（Grundrechtstr?ger），即除了公民外，还包括私法人和某些公法人，前者如私法人要承担纳税义务，后者如《巴伐利亚州宪法》第111a条规定的广播电视机构的真实义务。[53] 施密特综合了贝特格和巴杜拉的分类，将基本义务的效力分为道德义务、不完全的法义务和完全的法义务三种：（1）道德义务，是指不会导致法制裁的义务。

因为个人的生命只有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中才有意义。同样，服兵役义务不仅影响职业自由，还影响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请愿权。（2）基本义务作为解释规则。什么是公民？通说认为公民就是享有一国国籍的人。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国家权力对应个人的义务。

比如和平义务、财产的牺牲义务。[46]其中，第1条第1款第1句构成了与公民有关的基本义务的根源，第1条第1款第2句构成了与国家有关的基本义务的根源。什么时候用立法推动改革与发展，什么时候偏重于用立法维护稳定，如何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结合，如何在立法中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把握三者之间的力度与平衡，都是立法活动中的难题，又是立法必须面对的重大任务，是对立法机关政治智慧、政治艺术以及法治水平的考验。

实践中，有些法制定的成本很高，制定后虽然没有多少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但法本身也没起什么作用，这样的法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四是，对专题研究报告本身的质量也要进行考量鉴别。立法过程中的定量定性分析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包括列席发表意见人员）的意见进行分析。法律的立项程序比较特殊，这里不做过多论述。

四、不能将立法内容与科学结论划等号 现在，认识中有一种倾向：在讨论科学立法时，将立法的内容与科学结论简单地划上了等号。现在需要深入讨论的是，决定是否制定、什么时候制定一件地方性法规，应当由谁、按照什么程序来确定，也即立项。

而不久前全国人大修改后的立法法，也增加规定了一条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因此，检验一项立法是不是科学，一个首要的普遍性标准就是，这部法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和体现了它所调整领域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对于执法和守法成本问题，面前已经述及，但前面主要是从执法的条件环境与守法的认可承受度来阐述的，这里论述的角度主要着眼于执法、守法需要付出的代价即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客观地说，立法技术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总体上尚不算成熟，各方面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加强和重视立法技术，用良好的成熟管用的技术推动科学立法，是一项紧迫任务。经验表明，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对某一法案或者法案中的某一条款、某一问题，是否发表意见以及发表什么样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弃权中的某一方式进行投票，背后都蕴藏着复杂的因素，对这些现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对于进一步健全立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民族因素影响立法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法规的立项程序，立法法没有规定，各地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得也不甚完善。

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所以，常委会的领导人也不能代替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意见，更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其他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对其他组成人员发号施令。

三、科学立法中的公平正义标准 现在，我们对科学立法的讨论基本是在广泛意义上进行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遵守法律规范，如果法律规范制定后，不能得到实际的遵守，也不能说立法是科学的。

笔者认为，尊重非科学因素对立法的影响，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注意改革时代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承认和尊重这些非科学因素的存在及其对立法的影响，本身就是科学的态度。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则对推进民主立法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从民主的广泛性与立法内容科学之间的关系看，同样一部法规，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其内容科学化的机率和程度无疑要超过同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这一文件提出了地方性法规的总体质量标准和具体质量标准。但某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却规定大龄女青年不愿结婚，可以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单独生育。

2、加强立法过程中的定量定性分析。再比如，风水文化、祖坟文化以及封建迷信观念等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占据很大市场，因此，在相关立法中就难以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科学结论来否定和改造这些文化传统。

在我国，立法是在党的领导进行的。这个表述是切中要害的。

按照宪法、法律和各地法规制定条例的规定，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均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重要主体。这个工作机制就包括了法规立项的内容。

非科学因素对立法的影响，体现的是法所调整社会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是立法者认识规律、追求真理的阶段性、相对性、局限性，是通往科学立法目标的必经阶段，是科学立法的一种特殊表现。实践中，出现地方性法规基本由人大常委会包揽制定，同级代表大会立法缺位的情况，除了地方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没有得到清晰划分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代表大会的立法缺乏完善的启动和激活程序。而这是当前地方立法中应当特别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张德江委员长的这一阐述，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的角度，对科学立法提出的目标要求，是对立法工作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深刻论述。

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宗教本身就是基于人类认识的局限而产生的，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宗教最终也会消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立法的程序民主决定立法内容的科学。

一年春节，仅除夕和初五夜，在京城禁放区，有关部门就出动民警、联防队员、治保积极分子和保卫干部２１万多人次，加强街道和社区的巡逻控制，执法成本之高可见一斑。这是从立法程序的宏观和微观方面提出的总体性和具体要求，对各级立法主体都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

认识和把握规律，既包括对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现状的认识与把握，也包括对该社会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与把握，也即通常所说的立法预测。协调协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

在立法中认识把握和尊重反映全局性的规律，其复杂性、困难性都要高于对局部性规律的认识把握和尊重反映。二是对立法所涉利益群体的意见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这方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计算立法过程的成本。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有这个体系内在的符合本国国情的规律。

探索就重大争议条款进行单项表决的制度。在我国，科学立法也是一个新事物，理论和实践中对它的基本范畴尚缺乏深入研究，对它的内涵还没有形成共识。

张德江委员长提出：科学立法，就是要求法律准确反映和体现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立法要尊重和体现规律。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科学立法。

那么，法如何才能准确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呢？马克思对立法者提出了要求。七是，要充分考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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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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